2012年4月20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Peace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主办的第四期“战争与战略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顺利召开。

本期论坛主题是“近现代德国军事史”。国防大学研究员徐弃郁副教授、剑桥大学博士生李晨分别就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思想和国外对于近现代德国军事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主题发言，并与参加论坛的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其他与会人员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副教授、梅然副教授和新华社记者刘华，以及部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参加了论坛。

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铁军副教授主持。

本期论坛第一部分，首先由国防大学徐弃郁副教授发言，主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军事思想”。其以从拿破仑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普鲁士）军事思想的演变和特点为线索，重点放在了德国统一后到一次大战前这段时间，也就是以老毛奇思想为标志的时期到施里芬观念主导的阶段。

徐弃郁副教授首先以瑞典前国防学院院长讲述的故事为例，说明军事思想为何重要。将然后用两个问题来概括演讲的主题，即“怎么看”和“怎么办”。具体而言，怎么看讲的是军事思想，即对军事问题和战争的观念与思考。怎么办就是关于如何实施作战，进行战争的方法。徐弃郁副教授以老毛奇和施里芬为例，着重分析了两者对“战争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的看法差异。首先，老毛奇认为“战争终究是艺术”，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以及敌人的“自由意志”。不承认可以直接应用与战争的“指导规律”。关于如何实施战争，也就是“怎么办”的问题，其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战争计划的制定上，为战争和作战准备而制定的计划会非常详细周到，但关于真正作战过程的规划却非常的“粗线条”和笼统概括。其二是关于“命令与指挥”，和前一点有关联，强调命令应该尽可能简短，应该充分发挥下级军事指挥员的能动性。老毛奇战争指导风格的产生原因是因为“老毛奇所处的阶段还是人文与科学尚未完全分离割裂的时代”。其次，对于施里芬而言，其认为“战争是纯粹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无关，切断了政治与战争的关联。在他看来，进行战争史一门精密的科学，需要的是强大的力量和周密的计划。”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方面，施里芬更倾向于面面俱到式的精密计划。总之，两者的最大区别是“老毛奇在教你如何认识战争，而施里芬则是指导你如何去大仗。”在“消灭敌人主力”的问题上，俾斯麦的政治盟友戴尔布吕克认为，在战场歼灭敌军只是战争的目标之一，全歼敌军不一定是必要的。有时候，只要给予对方沉重打击，然后就可以通过政治谈判来结束战争。但是施里芬则简单地将战争等同于会战，会战等同于战斗，战斗等同于全歼敌军。最后，关于老毛奇和施里芬对军事历史的认识差异。老毛奇觉得，研究军事历史是为了从前人的经验那里获得智慧灵感和生活经验，但并不大可能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施里芬则认为，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指导现实问题。在结尾时，关于“老毛奇和施里芬究竟是谁在德国军事思想史上占上风”这个问题？徐教授认为还是老毛奇。

徐副教授发言结束后，由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晨同学发言。他的主题是“近现代德国军事史学习的若干感想”。其以自己的经历，谈到了伦敦政经学院（LSE）有两位老师对其的影响，主要有三点感想。其一是过去中国学者主要依靠大部头的西方著作、回忆录、传记之类的从事研究。这首先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参考文献无力支撑后续研究。特别应该做的是参考国外史学刊物论文。国外历史研究中，期刊论文才是精华。另外，我们还应该对已有研究进行吸收，同时依靠国外已有的战略分析框架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二是要注意德国军事文化中的狭隘性问题，例如对武力的过度使用，西方对德国军事史过度神话的倾向和做法。其三是德国和普鲁士军事史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后勤补给问题，过分放权导致高级指挥员违抗命令的问题，德国军方一味将战争失败责任推卸到政治家身上的问题，过度“神话”二战德军闪击战的问题，等等。

中场休息之后，论坛进入第二部分问答环节。首先由于铁军副教授提问。其主要提到了两点：其一是“为什么会出现从老毛奇思想到施里芬路线的背离？”，其二是“德国在1918年的问题是否主要是集中在西线，东线战场德军貌似是居优势地位的。这一点应该如何看？”徐弃郁副教授认为，第一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目前基本上找不到实际证据来佐证，多是援引老毛奇和施里芬两人的个人差异来解释这一现象。不同于施里芬的将战争等同于会战、会战等同于全歼敌人的简单逻辑，老毛奇的思路不是彻底把敌人打趴下，而是在战争初期击伤敌人，然后用宽大的外交策略和手段停止或者终止战争。因此，他是始终给外交和政治留有余地的。梅然副教授从德国统一后参谋人员培养方式、技术和时代变迁对速决战追求的影响两个方面对以上问题作了补充说明。

其次是李晨同学回答1918年东线的问题。他认为德军在1918年东线的胜利不应被高估，因为最后西线的失败对德军整个部队的影响很大，而且协约国在东线和东南线的反攻压缩了德军的防线。徐弃郁副教授补充说德军被过度神化的某种原因，是其对手太差劲。针对任燕翔同学提出从普法战争到一战前，德军在普法战争的胜利是否被绝对化了，徐教授认为的确有这个倾向，“回忆和论述有时候会倾向于绝对化，有一种时代的理想化和英雄主义化。”对于德国海军战略是否有清晰的目标，徐教授认为尽管有造舰计划，但没有成型的作战计划。此外，任燕翔、李晨和徐教授对德军的武器和德意志军事贵族的传统进行了相关讨论。

最后，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徐副教授认为“德国是军事与政治分开，而不是说军人和政治分开。”刘华记者认为应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一个计划或者观念能否被接受，很可能跟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结构有很大关系。徐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李晨则认为这类研究的难度大小也跟每个国家不同的档案管理和组织方式有关。陈默提出了日本和德国的比较案例，认为日本在昭和时代转向军事冒险主义，逐渐丧失了明治时期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原因。于铁军副教授认为“其实文官和武官的倾向区别也是一种神话”。徐弃郁副教授最后提到不仅是军国主义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武装和平”状态，迟早也会出现类似的思维模式，例如今天的美国。

本期论坛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