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与世界秩序再思考：中国的角色”研讨会简报
唐士其
2012年10月13-14日，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在京召开了题为“国际安全与世界秩序再思考：中国的角色”的专题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国防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40余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名学者与会，围绕中国在地区与世界的角色定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及未来中国外交应该是更加积极进取还是继续韬光养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梁守德教授主持。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理事长王在希少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陈岳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以及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顾问、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李而炳少将分别致辞。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为举办这次会议进行了精心的筹备工作。中心认为，中国在发展，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持续发展下去。与前苏联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发展不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如华约和经互会）内的发展，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是一种在与外部世界高度互动过程中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基本面貌，改变了世界的基本力量格局和权力秩序，而且将继续改变这种格局与秩序。中心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的发展也许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位置上，需要我们明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明确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这将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也关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基本判断。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发展就有可能陷入停滞甚至混乱，同时也有可能因为面临越来越多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而使中国的发展难以为续。
因此，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中角色的确定，主要不是对当下中国处境的判断，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一种探索和思考。迄今为止，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人们所熟知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逻辑。中国在未来国际关系中角色的形成，是否能够或者说必需突破现有的以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是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与会的多位专家学者指出，在网络化时代，在一个个人、社会和国家共同塑造国家战略和国家形象的时代，国家角色的问题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一个国家宣示的问题，也不再是仅供学者争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共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国家角色形成共识，并为此有所担当，这个角色才会成为一种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角色。
本次研讨会分为“中国的国际定位”、“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周边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发展、国内舆论与对外政策”和“中国外交：方向与挑战”五个主题进行。虽然与会者各有侧重，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但核心问题还是非常集中的。这反映出，对中国在未来世界体系中角色的思考，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与会者就以下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第一，中国的发展已经与当下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某些结构性冲突。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中国的发展又冲击着国际秩序，这表现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在激化，而且这些矛盾从外围逐步走向中心。这些矛盾和冲突使我们面临一种非常特殊的处境。即便中国如某些西方人士所愿，走向民主、自由和彻底市场化的道路，那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的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如果我们追求这样一种发展，那么其结果恐怕不仅会撕裂中国社会，也会导致中国与外部世界因资源和环境等问题而引发激烈冲突。对中国这样一种发展方向的担忧，也恰恰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来源。因此，即使中国真的采取了一种西方化的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也不可能和睦相处。
第二，中国需要采取迥异于西方的发展道路，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上述的判断意味着中国必然采取一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需认同于一种不同于现有的霸权者的角色，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当然，我们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论。但是，正如多位学者所言，这个理论并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且影响有限，因为这个理论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在逻辑上还没有得到完满的论证，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上；其次，它在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最后，在面临国际冲突和国际矛盾的时候，中国也往往会倾向于采取更多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应对方式，这就是说，中国追求的目标与运用的手段之间常常会出现矛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停留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与利益这一基本的逻辑框架内。如果不能突破这种既有的逻辑，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有可能落入某种陷阱，就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外部力量绑架。如果我们通过增强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方式保护国家利益，就会陷入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而这种竞赛一旦被启动，我们大概就很难控制它的节奏和进程，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反过来，如果强调和平的、内敛的发展，那么我们在没有一种强大道义支撑的情况下，必定遭到外部世界的遏制，这是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第三，中国需要一种逻辑与思想体系上的根本转变，需要寻找一种道义的高度，而且能够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和外部世界的认可。这一根本转变需要创造新的理论、新的规范和新的哲学。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真正走上大国的地位，其实就是其国内秩序向外扩展，并且在国际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的过程。当然，这种扩展能否实现，主要不取决于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时代的基本趋势，也取决于一些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古希腊文明辉煌一时，但它没有能够提供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秩序规划，所以只能被罗马所征服。欧洲近代建立的殖民帝国也因为其最终与时代潮流相逆反，因而被宣称自由民主的美国霸权所取代。有学者把这种过程概括为任何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塑造都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作为基础，当然，革命可能是物理的，也可能是观念的。总之，这些历史似乎昭示我们，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并不仅仅是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而是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基本趋势即所谓的“时代精神”的把握，是对道义的至高点的获取。这一点上，与会学者们也都有所提及，比如，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思考应超越阶级国家、民族国家的逻辑,等等。
第四，在当前这个临界点上，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与会的多位学者都指出了当前国内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中国硬实力上升与软实力低下之间的矛盾，指出了国内许多制度性问题已经制约了中国外交的空间。因此，中国自身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中国应该谋求自我发展、自主承担、自我约束。事实上，当前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不仅着眼于中国的外交，而且同样着眼于中国的内政。反过来，中国未来的角色问题，同样既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又是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在中国的国家角色问题上不能达成一种社会共识，那么这种角色就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角色。反过来，如果这种角色认定能够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它就会形成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在塑造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是一个必须加以继承和充分挖掘的宝库。正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突破了现有的政治经济逻辑，也必将突破现存的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逻辑，因此，作为建立在权力与利益基础上的对人与社会思考方式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并不适用。它既不能描述、也不能规范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因此，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继承。比如说，“和谐社会”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构建，但还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来对其进行深入细密的论证。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第六，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应该采取一种建设性参与的立场。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也不可能完全抛开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中国应该通过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通过逐步扩大中国的影响而改造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走向，都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30年前老一辈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基本任务的判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不可否认，这一判断及中国由此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本身，对于在真正意义上终结冷战，推动全球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这也是可以对未来世界中中国的角色问题持一种乐观态度的原因。当然，正如与会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世界的发展，包括中国自身的发展，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如果能够确切把握自己的位置，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那么也就能够尽可能地降低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总的来看，此次会议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的国际角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中国角色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种宣示。这次会议的成果为中心未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内，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未来角色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